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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心之虚灵方有实用，是敬天地，即敬上帝也。

这样觚的内涵与外延才能对应，此为觚的正名。孔子的人生哲学，属于动机一派。

至此，从正名方法的角度，胡适以易为基础，象为核心，辞为指引，建构了以易象辞为基本观念的孔子易学体系。故此，胡适表示，象有仿效模范的意思，故孔子的教育哲学和政治哲学，又注重标准的榜样行为，注重正己以正人，注重以德化人(《中国哲学史大纲》，第67页)。⑦林忠军《孔子儒学视域中的筮占观》，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12期，第53页。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追本溯源，这种语言层面的正名主义是孔子易学在政治领域的体现。

他认为，孔子的哲学主要起源于易学中象的学说： 象的学说，于孔子的哲学上，有三层效果：(一)因为象是事物的动机，故孔子的人生哲学，极注重行为的居心和动机。(沈顺福《孔子正名新解》，载《齐鲁学刊》2011年第3期，第13页)这些关于正名的分析虽有不同，但某种程度上都肯定正定名分为正名的基本涵义。这里的意志接近于康德所说的具有超越意义的意志，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意念或作意。

孟子此文解释繁多，此处仅讨论戴震的发挥。牟宗三意识到了康德的先天的实践理性与经验世界的伦理规则之间的鸿沟，他认为儒家的思想能逾越这道鸿沟。7王国维：《论性》，《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第4-5页。他列举了周敦颐、张载、二程和朱子的人性论来讨论。

那种将天理视为事物之根源的说法，不过是一幻影51。由此，后世的哲学家，经常从以理克欲的角度来强调理性的伦理意义。

11这就是说，性不属于先天知识的对象，而从后天知识所得出的结论又是不确定的。他说：孟子的‘性善是经验的伦理学概念，好像一个人的固有的‘性质-品质，所以会有‘性恶论与之对立，但是‘生生的‘善却是‘至高的善，是中外哲学家都说过的‘至善。然欲以之说明经验，或应用于修身之事业，则矛盾即随之而起。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

换个角度说，如果王国维是从黑格尔的哲学出发，他可能会对程朱的天理概念的价值作出完全不同的评判。在某种程度上，其一心开二门的存有论就是想通过存有的活动性来弥合本体和现象的沟壑。如果人性恒善，也无须君主来教化。26每个人，都秉受天之性，然呈现在各人则会产生不同的特性，此之谓成之者性也。

叔本华将充足理由律看作是人类生命意志的体现，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充足理由的四重根42，将之视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最基本和普遍的法则，分别是：(1)名学上的形式。80王国维欲回避的决定论和意志自由的紧张，而牟宗三则在努力寻找先天和世俗之间的桥梁。

王国维认为这里所说的天理、人欲接近于孟子所说的大体、小体，如果按孟子自己的理路来解释，天理即是人心的思虑能力。5王国维的学术凡三变，大致可分为哲学时期、文学时期和历史时期。

50参见王国维：《释理》，《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第28页。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20 人的行为中的善恶现象以及如何在实践中为善去恶的确是世界主要伦理思想和宗教体系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告子的人性论虽被孟子所攻击，但接近于孔子的人性论。54王国维：《释理》，《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第32页。从叔本华的角度出发，是否是理解儒家道德责任何以可能的最好路径呢?对此，叶秀山先生认为，王国维是用叔本华的非理性的意志来取代了绝对的理性，我们看到，德国古典哲学‘理性的这层意思，被叔本华反对掉了，他只承认静观性的理智，而不承认那个高于它的‘理性，而在这个关键的地位，代之以他的‘非理性的‘意志。

王国维觉得徴知接近于叔本华的悟性能力，悟性通过因果律而建立起事物之概念体系。若谓于后天中知之，则所知者又非性。

按他的概括，格义是以固有的文化经典中的概念来解释尚未普及的、外来文化的基本概念，而反向格义则是指近代以来中国学界自觉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术语来研究、诠释中国哲学的方法。他引述朱子对于天命性理的解释来做例证： 问：天与命，性与理，四者之别：天则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则就其流行而赋于物者言之，性则就其全体而万物所得以为生者言之，理则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则者言之。

70这就是说，有许多情感和其他的因素都会导致人的责任意识，而不必如康德那样将道德责任和意志自由进行捆绑。他说：今试问性之为物，果得从先天中或后天中知之乎?先天中所能知者，知识之形式，而不及于知识之材质，而性固一知识之材质也。

在文中，他从情、理、欲的关系入手，来揭示人性之生成的过程，从而提出讨论中国人性思想的合理路径。如此这般，欲望不再是一种破坏因素，人可以通过节制的方式以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天理之要求。82牟宗三译注：《康德的道德哲学》，第263页。53王国维：《释理》，《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第30页。

理性和知性的关系问题可能是王国维所遇到的话语困境，对此，传统中国哲学并无相关概念可供王国维借鉴。他说：超绝的一元论，亦务与经验上之事实相调和，故亦不见有显著之矛盾。

王国维说，从最早的人心唯危，道心唯微，还有《尚书·商书·仲虺之诰》中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等论人性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现象：聪明的君主和百姓都是天之所生，如果人性恒恶，那么君主教化亦无所着力。于是，在讨论命的时候，王国维将重点集中在康德、叔本华所关注的意志自由和决定论的思考上，也就是企图引导人们去思考道德的终极根源问题。

在他看来，虽然考据学兴盛，但清儒在哲学上并无突破。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

牟宗三先生借重刘宗周的好善恶恶意之静的说法，认为这个意之静并非阳明四句教中的意之动，而是接近于康德所谓的纯粹意志自由意志。理性固然是人禽之别的关键，但区别点并不在于人的德性，而在于人所具有的认知能力：人类则以有理性之故，能合人生及世界之过去未来而统计之，故能不役于现在，而作有计划有系统之事业，可以之为善，亦可以之为恶。如果你愿意作，你就能作。原文载《文史哲》，2021年第1期。

王国维认为是叔本华使理性概念复明于世。苟无当于生生之事者，北方学者之所不道。

在20世纪的初年，王国维寻求普遍真理的方法缺乏足够多的响应者。按照康德的认识论，诸如时间、空间这样的范畴以及因果等知性范畴，不待经验而有，是经验知识之所以成立的依据。

48王阳明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5页。叔本华一方面说人生之本质在于欲望，却要相信最高的道德则在于拒绝生活之欲。